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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72周年刷爆互联网!“大历史”下中国海军属于什么水平?

发布日期:2021-05-04 23:25   来源:未知   阅读:

  今天是中国人民海军诞辰72周年纪念日,也是军迷们一年一度翘首以盼的“海军节”。不出意外,有关人民海军72周年的相关宣传纪念活动刷爆互联网,大伊万的朋友圈也被“海军节”刷屏了。

  上周,我们借着第六个“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机会,向各位读者科普了中国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海军之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独特意义,以及正在逐步发展壮大、逐步“走向远洋”、强化中近海攻势防御和远洋勤务能力的中国海军。那么,中国海军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中国的海权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中国海军与中国海权,未来又将走向何种发展路线呢?

  在大伊万看来,中国海军与中国海权放在“大历史”的角度考量,前后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从古典时期到近代的“萌芽期”;二是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的“发展期”;三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现在的“成熟期”。在每个历史历史,无论是古典中国还是近代中国,都在同海洋发生密切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海军建设理论与海权思想。

  先从古典时期维系到近代的“萌芽期”开始说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古典中国一直到近代中国,对于海洋的认识处于长期不足的状态,对于海洋的利用也长期较为落后,至于比较成熟的“海权”思想就更不存在了。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地理因素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咱们之前科普过,基本上就是被“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所包围的广袤平原,其北部有蒙古高原和东北的茫茫林海、西部有祁连山脉到川西高原组成的高大山系、南部同样是被横断山脉和南岭上的热带雨林阻隔的“瘴疠之地”。而位于“中国本部”的古代中国领土核心区域,自然条件又极其优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千万级人口的农业需求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治需求,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古代中国的历史地理一向围绕着“中原”和“四角”这一棋盘式的格局展开,对于周边“四夷”关注程度本身就非常不足,更不用说除了咸水什么都没有、种不了地也征不了税的茫茫大海了。

  二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说,正因为古代中国具备极其优越的、几乎在诸多古文明中无与伦比的雨养农业条件,故而古代中国的主流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文明的核心区域展开的,几乎所有的中央集权制政权都将“中国本部”作为实施统治的重中之重,最多偶尔将统治核心范围外延到古代中国南方或东北,但是依然没有超过黑腾线范围。而从经济活动的形式上来说,几乎数千年来都是以封建性质的土地再生产、自然经济为主,基于资本逻辑的商业活动数量极少,即使存在也很难成为主流,这一切决定了古代中国尽管在部分特殊朝代,诸如宋代、元代存在相当繁荣的海上经济活动,却未能在根本上促使古代中国真正“利用海洋”、也未能促使中国出现真正的海权思想。

  三是从军事因素的角度看,咱们都知道,对于古代中国、古典封建王朝而言,最大的军事上的威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口进入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况下爆发的普遍的饥荒与瘟疫,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大范围民变和起义,二则是周边“羁縻和朝贡”体系中部分势力、尤其是北方的草原民族和东北的渔猎民族一以贯之的“入主中原”的努力。这两大战略威胁的存在,迫使几乎全部的古典中国王朝(清帝国除外)都将帝国的北部防线作为防御重点,而在内部不稳、民变纷起之时,则又往往以弹压民众为军事防御重点。相比之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将海洋作为防御重点,即使存在倭寇威胁的元、明两代,帝国对海洋方向的防御也是“由陆向海”式的、处于静止状态下的岸基防御,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将防线从陆地真正推向海洋。

  在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共同形成了古典中国对海洋的认知、对海洋的利用、对海权与海军的态度,那就是:

  对海洋的性质与特点认知不足,对于海洋的地理特征缺乏全面的、直观的认识,整体地理观停留在以大陆为主的、“天圆地方”的阶段;

  对海洋的利用相对较弱,尽管古典中国也同样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并在宋、元、明、清四朝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这种海上贸易与极其庞大且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并未撼动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

  对海军的建设与海军的认知相对较差,古代中国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海军”概念,仅有的水师长期处于近海活动的状态,几乎没有像西欧海军那样实施大规模的远洋勤务和海战,仅有的几次海军的远洋行动也仅停留在“宣扬国威”之类的层次上。

  总而言之,在“萌芽期”的古中国海军与古中国海权,其实是一直处于发展层次较低、较落后的状态,直到进入18世纪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从海洋方向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止。

  咱们都知道,中国从“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是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实际上西方殖民者在古代中国沿海的活动,从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只不过明末清初时期,来到古代中国沿海的西方殖民者数量少、船只吨位小,也没有在东亚地区建立比较稳固的、足以作为前进基地的战略立足点,故而同古代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尽管明清两代政府都对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横行不法的“红毛夷”深恶痛绝,但总归算是“癣疥之疾”、并未予以太多重视,毕竟当时还有更重要的军事问题要解决。

  而伴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炮声,从印度直接派出的、数量达到数千人之多、在装备上更是与清帝国的部队形成代差的英军正规军强劲的战斗力,让依然将新疆作为主要军事防御方向的清帝国大吃一惊,到那个时候这个已经有上千年惯性的古典帝国才发现:时代变了,从大趋势上来说,伴随着满洲军事贵族的入关和蒙古帝国的灭亡,中国北方不再面临着传统游牧和渔猎民族的威胁,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更强大的沙俄帝国这一“陆地殖民帝国”的威胁,而原本被视为毫无威胁的海洋方向却意外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敌。

  而从军事角度上来说,近代西方列强对海军的认识、对海军的兵力使用、对利用海洋向陆地实施战略进攻,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对于海军借助航速和补给优势、可以极其方便地实施战略调动、从而使得自己在外线反而能够比处于内线的大陆对手获取战术优势的认知极其明确,在数次对华战争中西方列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确保了尽管自己的总兵力少于清帝国,却往往能够在局部作战中形成兵力均势或压倒性的优势,做到“兵力+技术”双重优势。而相比之下,由于缺乏铁路,在面对利用海洋实施大范围战略机动、在绵长的海岸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上陆、上陆就能形成局部兵力优势的“洋人”面前,清帝国的任何兵力调动都无法跟上西方列强海军的机动速度,又不可能在中国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全都摆上重兵集团、处处把口。

  一方面,意识到海洋将成为未来抵御列强来袭的主要战场之一,当然把跨度放在1840年到1860年的尺度来考量,沙俄帝国对新疆地区的威胁也极其严重,这两大威胁糅合起来,直接导致了清帝国中晚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前者认为可以“弃新疆而保海疆”,放弃陆权、全力强化海洋方向的战略防御。后者则认为必须“海、陆疆并重”,既确保海洋的安全、也确保陆地边疆的安全,当然最后在清帝国的操作下,“海防”、“塞防”两派都得到了相当多的战略资源,也都拿出了一定的战略成果;

  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到传统的、面对海洋的静态防御本质上是不可取的,单凭岸防部队和沿海炮台,几乎没有可能挡住西方列强进攻的步伐,起码要具备一定的“跟随机动”的能力,也要具备一定的前出防御并拓展防御纵深的能力。这种对海岸防御与海军建设的认知,直接带来了清帝国晚期着力操办的“组建近代海军”的战略决策,并成为北洋舰队、福建海军、南洋海军三支具备较好的近代化水平的海军的源头。

  尽管如此,平心而论,近代中国对海洋的认知、对海洋的利用、对海权与海军的态度,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欠发展阶段:

  在对海洋的认知上,“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算是第一次明确了海洋的性质与地理特征,尽管地缘政治思维依然没有超脱出传统的“天朝上国”思维,但起码有了一定的、基于海洋视角的进步;

  对海洋的利用上,近代中国算是被“被动”地抛进了近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甚至还稀里糊涂地白捡了一个海关的洋人关长,第一次见识到了利用海洋开展的国际贸易体系,甚至还开始了近代化近程;

  对海权和海军的态度上,尽管清帝国通过了组建近代海军的决策,但对海军的认知其实还停留在“海岸防御的延伸”这一战略层面上,对于西方典型的海军与海权思想认识不足,在清帝国的眼里,海军舰艇其实和陆军的边防部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海军的建设、人民海军对海权的认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呢?大伊万其实在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了一部分了,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海军在海军建设和对海权思想的认知上,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兵力建设领域以“空潜快”三者为主,这种兵力建设路线背后反映出来的海权逻辑,实际上与法国“青年学派”战略比较类似,依然停留在海岸防御作战阶段,海军的战略要从属于陆军的战略;

  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兵力建设领域以“应急作战”为主,这种兵力建设背后反映出来的海权逻辑,与提尔皮茨和科洛姆的“存在舰队”战略有些类似,即通过有效构建第二岛链以内的火力杀伤区,拉高强敌的预期介入成本,通过有效的战略威慑迫使强敌的大舰队放弃介入的打算,也就是所谓的“以舰队决战的决心,迫使强敌放弃舰队决战”。

  而以目前中国海军正在推进的、且未来可能会继续深化的海军建设与海权战略,大伊万认为应当是“提尔皮茨”型与“马汉”型或“科贝特”型的混合体:

  在中近海领域,中国海军将通过建设更有质量、威力更强的海军航空兵、岸导、岸防部队,并与中国海警部队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近岸防御与专属经济区巡逻巡防等作战任务,同时进一步强化第二岛链内部的火力杀伤区建设,不断拉高强敌试图介入局部战争、对我军实施军事冒险和舰队决战的成本,迫使强敌放弃在我军的优势区域与我军打大规模战争的打算;

  而在远海领域,中国海军将更多地利用自身的远洋护航能力确保己方远洋商船与海上贸易路线、重要海外利益的安全,同时试探性地取得印度洋海区部分制海权,并有一定的可能性开始慢慢尝试由海向陆类型的战略力量、兵力投送,以更好地保护自身的航运路线安全与海外利益。

  而这种兵力使用与海军战略逻辑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对海洋、对海权认知的全面深化:认识到海洋安全关乎国家安全,海洋运输关乎国家命脉,只有掌握了海洋,才能掌握新中国复兴的命运。

  在清帝国海军、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的清帝国海军军备建设领域,清帝国海军比较强调战舰的技术优势和火力优势,这也带来了当时有“东亚最强”之称的“定”、“镇”二舰。但是,清帝国对于海军战略、海军的兵力运用基本等于两眼一抹黑,即使手中握有东亚最强的铁甲舰,也无法有效地运用这些优势兵力;同时,清帝国在海军兵力建设的持续性上不强、惯于躺在既有的成果上睡大觉,这都决定了清帝国海军最终的悲剧性结局。

  而在武器装备上清帝国也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而就在大清帝国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西方国家的海军进行了两场深入的变革,首先是1895年从铁甲舰到前无畏舰,然后是十年后的从前无畏舰时代到无畏舰时代,“大舰巨炮”“男人的浪漫”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而这与彼时的中国已经毫无关系。

  而对于民国海军来说,由于彼时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已久,且各军阀之间彼此混战不休,在海军建设上几近毫无建树,仅有的一部分舰艇,也都是留下来的清帝国剩余产品,尽管民国海军曾经有发展“雷击舰”和“巡洋舰”的军备计划,甚至还一度对航空母舰这种新锐舰艇比较感兴趣,但最终所有的军备计划什么也没弄成,落得了一个沉船江阴的结果。

  而在继承了民国的部分旧船、在“三手”美援和苏援舰艇上成立起来的新中国海军,却很快迸发出了超强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尽管新中国初期的中国海军仅有少量美国支援、随后又被中国海军缴获或起义来归的登陆艇,中国海军却能把这些破烂不堪的登陆舰艇给恢复到良好的可用状态;尽管苏联提供给中国海军的只有少量钢制甚至木质鱼雷艇,中国海军却能用它来击沉海军的大型炮舰。这意味着,一支崭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式海军,已然出现在东亚的大海上。

  而与中国海洋实力不断上升不大相匹配的是,中国的海洋权益的群众基础似乎并不够。这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几乎完美错过了近代“大舰巨炮”的战列舰时代,中国人对于海战没有直观深刻的认识。此外,同西方那些有着深远的海洋贸易与战争历史的国家而言,他们经历早期的海洋贸易、发现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几百年的海战历练,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是踏实本分的农耕民族,中西方对海洋的认识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国需要一个对海权意识的全民再教育,当然这种“再教育”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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